Friday, September 30, 2011

走火入魔的应试教育





走火入魔的应试教育


  日前,砂拉越一所小学传出校方禁锢学生,不让学生应考UPSR的消息,掀起满城风雨。一时间,所有矛头皆指向校方,左一句“害群之马”右一句“师道丧尽”,教育部更恫言采取“严厉的对付行动”,校长与教师一如过街老鼠。

  高官们适时跳出,威风凛凛,义正言辞。教育部长丹斯里慕尤丁说,“虽然教育部为学校订下关键绩效指标,但是,学校不该在追求表现时,阻止成绩欠佳的考生参与政府考试。”教育部副部长拿督魏家祥更搬出白纸黑字,“教育部指南从不允许成绩差的学生可以豁免考试,成绩差不能成为‘免考’的藉口。”

  奇怪,愚钝如我都知道,“禁锢、禁考”是不道德且犯法的。身为专业教育工作者的校长与教师若不明白这简单非常的常识,岂不叫人笑掉大牙?在杏坛混了这许多年,他们又岂不知此举被揭发的严重后果?区区一场考试,竟值得他们赌上自己的名誉、道德、操守?UPSR,真有这么厉害?

  犹记2009年UPSR放榜,关丹一所小学校长因UPSR及格率偏低而落下男儿泪。隔年同期,关丹另一所小学的校长,也因学校的7A生减半而泪洒当场。在凄凄惨惨戚戚的另一边厢,则是一些学校因成绩有所进步而意气风发。只是一场考试,竟能轻易将人带上天堂,又把人推下地狱,实在叫人难以置信。

  考试的“力量”其实远不止此。据我所知,不少学校为了这场“战役”,很早即开始“练兵”,而且极具针对性,考什么就练什么。考试没考的,则无需“浪费”太多时间。于是,华文、国文、英文、数学、科学成了“主科”;体育、美术、生活技能、地方研究、公民教育、道德教育等则沦为“副科”。为了让“主科”拥有更多教学时间,“副科”理所当然被牺牲。学生一整周、一整个月,甚至一整年没上体育、美术、道德等副科,已是见惯不怪。

  “练兵”的针对性不只表现在为主科牺牲副科。“练兵”之细腻早发挥得淋漓尽致,程度已臻化境。若“战场”只考短枪与手榴弹,那学生就只学这两项,其他诸如长枪、机关枪、匕首、烟雾弹等可以不管。不仅如此,若只考短枪的组装技术,则换弹、上膛、发射等皆可以不理。于是,学生从年头到年尾,面对的都是一本本“量身订做”的模拟练习,日复一日年复一年,不厌其烦地一直这么操练下去。一位退休老师说得实在贴切,“六年级不都是这样?做完了讨论,讨论完再做。”虽闻之叫人心酸,却无比真实。

  学生用考试来证明自己的价值;教师为了考试而教;校长以考试来决定是哭还是笑;家长根据考试评估学校;官员以考试来衡量教师的优劣。为何会发生“禁锢、禁考”的事件,应该不难理解了吧?

  《国家教育哲理》列明:“教育是一项持续性的事业,它致力于全面及综合地发展个人之潜质。”《小学课程纲要》则阐明:“教师在设计教学活动时,应顾及学生的智能,设计多样化的活动。”在考试伟岸的身影下,任何教育理想皆微不足道。考试便是一切。

  可台湾饭店教父严长寿先生偏爱泼冷水,“考试只容许‘有强记能力’的考生出头,考试考不出热忱,考不出责任心,考不出使命感,考不出沟通力,考不出领导力。考试当然也考不出有远见、有企图心、有决策能力的领袖。考试更考不出一个人的品格、品味,至于艺术、文化教养内涵,更是统统考不出。”

  我耳根发热、气急败坏:“那……那……那……那又怎样?”



此文刊登于:《联合日报》30.9.2011


Thursday, September 15, 2011

“多做多得”的迷思





“多做多得”的迷思


  “教学有法,但无定法,贵在得法”,面对一个个独一无二的“人”,教育工作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,却又常在变化之中。对于不一样的人,教育方式都不同,此孔子之所谓“因材施教”。

  然而,就我个人的学习经历与观察所得,我国教育界普遍上都选择“化繁为简”,对一个个独特的学生皆“一视同仁”:学生学不好,必是不够努力,必是练习做得不够多,必是学习时间不够长。只要一发现学生面对学习问题,教师与家长便陷入这样一种“多做多得,少做多失”的惯性思维之中。

  于是,接下来便是对症下药:鞭打、增加作业量、延长补习时间。“藤鞭、作业、补习”三结合的对策在惯性思维下显得合理而恰当。老师和家长都将“这是为你好”挂在嘴边,甚至也打从心里这么认为。于是,我们看到藤鞭成了老师的必备,作业簿在市面上一片红海,补习班更如雨后春笋。学生呢?一天的生活几乎都耗在上课、做功课和补习中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苍白而无力。

  作业增加了,学习时间延长了。那么,学生学好了吗?我们的教育工作从此朝正确的方向高歌猛进了吗?他山之石,可以攻错,在此分享一则真人真事。

  一位当妈妈的朋友,长子一年级入学华小。念了一年,朋友因先生工作的关系,一家人开始旅居北欧捷克。四年后,一家人重返马来西亚,长子11岁,衔接华小五年级课程。回国一个月,长子即上场面对学校期末考。大家不妨猜猜,这位四年来接受西方教育的孩子,在衔接华小教育之初的考试中,能有何表现?

  请容我略述这孩子在捷克四年的学习生活。孩子的妈妈说,捷克学校不常有功课,也没补习班,孩子放学回家后就是休息玩乐,然后才进行她所布置的“马来西亚功课”(马来文和华文,每周不到3小时)。相比之下,咱马来西亚的学生,从正课到补习,每周至少都得花上45小时的时间,这还不包括做功课的时间呢!

  依“多做多得,少做多失”的理论逻辑,朋友的长子恐怕得在考试中垫底了。可事实上,在全级230人中,这孩子的排名竟高居第14!一个在过去四年内没有补习、没有沉重作业,课余四处玩乐的孩子,胜过了216个牺牲玩乐,天天在上课、补习、功课中度日的同学。朋友,您甘心吗?您还能堂而皇之地说出“这是为你好”的话吗?您还敢高举“先苦后甜”的旗帜来牺牲孩子的童年吗?

  “多做多得”自有其道理,练习对于学习,在一定程度上亦有其功用,不能一笔抹杀。然而,练习充其量不过是“巩固学习”的一种方式。唯有当学生真正明白了理解了,练习才能起效果,而且是适量的练习,而非“多多益善”。

  学生在学习上面对问题,其背后也许隐藏着许许多多复杂琐碎的因素,包括:学习兴趣、学习能力、学习情绪、学习环境、家庭背景等等。这都是教育工作者得重视并研究的方方面面。一味将问题简化成“1+1=2”,是工厂生产罐头的做法,而非学校因材施教的智慧。



此文刊登于:《联合日报》15.9.2011

Friday, September 2, 2011

没有爱就没有教育





没有爱就没有教育


  面子书上,一位小学老师吐苦水,“今天好悲哀。不但控制不到学生,反被学生捶了眼睛一拳。我不是哭,是因为眼睛痛到掉泪。但其他学生却说了一句 ‘老师,不要哭’ 。面对暴力学生,对不起,我无能为力了。小学就会打老师,那中学是否会杀人。家教,真的很重要。拜托好好照顾和关心你的孩子。”

  原来,事情是这样的:“起先是有个学生在哭,问了之后才知道是那位暴力学生打他。于是我就叫他道歉,他很没有诚意而且很小声的说了。我叫他大声一点,他不甘愿,就拿起我的收音机丢那个学生,我很生气地大声骂他,他不但不收敛,还翻桌子,差点就撞到那个学生。我拉着他,他甩开我的手,捶了我一拳。”

  教师在教育工作上受挫是常有的事,实在不足为奇。值得关注的,是这留言之下,其他网友的回应。“哇唠,我看你对学生该更‘激进’一些。如果他们还是如此,就向校长报告吧。”“完全认同!现在的小学生真的很没家教。”“ 你被学生动手?马来西亚的教育真的很有问题了。”“ 武装自己吧!反阶级斗争的势力正在抬头,有力的武装打击是必须的!”

  大部分人都在谴责那孩子,一些更怂恿教师严厉“对付”他。从网友的回应,估计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教师。而这一片“声讨”浪潮反映出的,其实是我国教育界的一种普遍思维。学生不交功课,是因为懒惰;学生上课不专心,是因为学习不用心;学生考不好,是因为不努力;学生有纪律问题,是因为家庭问题。一切问题,都是学生的问题,家庭的问题,似乎与学校和教师无关。面对这类“问题学生”,教师怨天尤人一番之后,就是认命,就是无可奈何,长吁短叹后继续放羊吃草。这就是所谓“教师的大爱”?

  最近读了一本有趣的绘本,中国邓正祺的《葡萄》。故事讲述一只勤勤恳恳的狐狸,一心要种出最多、最甜的葡萄。可是,该怎么做呢?狐狸又是跑图书馆又是在网上搜寻,还特地拜访了葡萄专家。最后得出最权威的一条真理——要有爱!可是,怎样才算有爱呢?猪妈妈说,“给他吃啊!”羊爸爸说,“保护他!”正在恋爱的大哥哥说,“给她依靠。”芭蕾老师说,“熏陶他们。”神父说,“爱是恒久忍耐。”狐狸丝毫不敢马虎,严格地照着栽种葡萄。他给葡萄浇水施肥,为葡萄除害虫,给葡萄立枝干供攀沿,狐狸甚至为葡萄唱歌、跳舞。当葡萄逐渐成熟,望着葡萄流口水的狐狸,开始体会到神父说的“恒久忍耐”。结果,狐狸终于种出了最多、最甜的葡萄。

  我常会想,一位教师或一个教育者,其使命究竟是什么?除了授业解惑,不正是让一个个生命活得更有价值,让这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吗?教育,不正如狐狸种葡萄般,最权威的道理不就是“爱”吗?每个问题孩子背后都有个叫人感伤的故事。对此,身为教师的我们不是应该走近他们,了解他们,教导他们,爱他们,进而改变他们吗?这不正是教师之使命所在吗?

  一位师范讲师在留言下这么写道,“如果学生都是乖乖听话,都是好学不倦的,世界早就变成天堂,我们早就失业了。亲爱的,调整心态,不要一味怪责他,去了解他吧!5年后,10年后他会不会拿起刀子,就看您今天的行动了!如果你们追究,把他捉来惩罚,鞭笞,开除,他拿起刀子的可能性就很大!孩子,是要教的!加油!”我想,这位讲师心中是有爱的。

  我们教师,给了学生“功课”,给了学生“压力”,给了学生“责备”。那么请问,我们给了学生“依靠”,给了学生“熏陶”,给了学生“恒久忍耐”吗?


此文刊登于:《联合日报》1.9.201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