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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不是应试
“考试考不出热忱，考不出责任心，考不出使命感，考不出沟通力，考不出领导力。考试当然也考不出有远见、有企图心、有决策能力的领袖。考试更考不出一个人的品格、品味，至于艺术、文化教养内涵，更是统统考不出。”
——台湾观光教父严长寿
教育界存在着一个既诡异荒谬，却又稀松平常的现象。
会议上，校长会师，谈论的总是去年的UPSR成绩如何如何，今年的展望又如何如何；课程中，教师聚首，话题也离不开去年手下出了多少个A，今年又有多少潜在的A。成绩拔尖者春风满面，侃侃而谈，传授应试绝招；成绩不如人者低头静听，将绝招默默记下，下定决心在自己学校复制成功。
此刻的他们热血沸腾，内心颇有几分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，打算好好在学校大干一场，誓要让今年的UPSR更上一层楼。接着，一个个会议召开，商讨如何提升UPSR成绩；一项项课程举办，传授教师应试教育的秘诀；一场场讲座展开，教导学生如何有技巧地回答UPSR试题。
学校的活动，以UPSR为轴心。能马上见效的，办！不能立竿见影的，慢！于是，补习时间越来越长，模拟练习越来越多，课外活动越来越少。师生一起卧薪尝胆，咬紧牙根，期盼着放榜日的春暖花开。
校长用心吗？用心。教师积极吗？积极。学生认真吗？认真。然而，即使用心、积极、认真，即便真的在UPSR扬眉吐气、硕果累累，就表示我们的教育工作成功了？就表示，我们无愧于“教育工作者”的身份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UPSR意气风发的背后，我们却离教育更远了？
宏观来说，UPSR是全国统一考试，是用同一把尺来度量背景各异的无数学生。这样的一把尺，真能做到客观与公正？微观来看，从拟题、应考，到批卷、定标，其中充满无穷变数，包括试题的有效性、考生的应考状态、考官批卷的标准性等等。最终出现眼前的成绩，真能准确标示考生的真实水平？
应当认清，考试只是国家评估学生在某一阶段的学术水平、探测国家教育概况的一种工具。它并不完美，并且存在许多无可避免的缺陷，甚至可说，它只是一种无可奈何、别无选择下的选择。考试，充其量只能是“教学的参考之一”。它不该是“教学的主要参考”，更不能是“教学的唯一参考”。教育绕着考试转，肯定要出问题的。
应试教育下，受害的不仅仅是学生，还包括用心、认真的教师。教书三十载的中国教育家吴非写过一段让我读来惊心动魄的文字，“相当一批教师一生中知识水平最高的时期，就是刚刚毕业的那几年，面包刚刚出炉，‘色香味形’俱佳。而由于应试教育的熏染，很多教师在繁重的重复劳动中疏于学习，新的观念新的知识对他没有吸引力，他已经成为庞大的考试机器上的一个部件，成为应试教育流水线上的一个操作工。在教学方面，他只要带两轮教学，那些经验和技巧足以应付低水平的中考和高考。于是，他很可能停滞徘徊在起点附近，不思进取；而僵死落后的评价机制会很快给他带去显性的利益。在那样一种状态下，初出茅庐时的教育理想很快消磨殆尽，教学激情随之消磨一空，更不用说什么教学风格了，偶尔有过的那一点课堂魅力不过是昙花一现。”
回到现实，我们是否能完全无视考试？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这么做似乎不太实际。然而，我还是希望教育工作者能在一定程度上蔑视考试。应试技巧要教，但不能只教应试技巧；模拟练习要做，但不能只做模拟练习。我们要有“教育梦”，要知道考试只是过程，孩子的成长才是目的。眼前的成绩只是幻影，人生的幸福才是真实。
人文学者钱理群教授曾以两句话形容一个人最合理的生存状态：“脚踏大地，仰望星空。”希望师长们也能如此，在现实的应试洪流中能站稳脚步，生存之余时刻铭记“教育”的精神，时刻提醒自己：我们不是机器，我们是点灯人！
公开课，让教师回归专业
“蓦然，你会发现，借助公开课，你所成就的，绝不仅仅只是几节‘代表作’。公开课成了你生命试炼的地方，并且循着这样的路，你脚踏实地走向了日常课堂的厚实，乃至成就了人生的厚重与精彩。”
——中国特级教师窦桂梅
2013年3月2日，我有幸出席了“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回顾及未来方向讨论会”。会上，立卑师范学院黄先炳博士做了题为“推广常态公开课——我对教师专业成长的建议”的报告，引起了广泛关注。
黄博士首先展示了两幅图，尝试描述当今教师的窘境。第一幅图是在沙滩上，一位球员正盯着眼前的排球，躬身做出救球动作，认真专业；第二幅图是在舞台上，一位面貌模糊的小丑，望着数颗腾空飞起的小球，焦虑不安。黄博士说，若一位教师能全神贯注于教学事业，一定能有所成就。但是，当眼前出现太多与教学无关的繁琐任务，教师将如小丑般疲于奔命。他们将所有精力耗在接好所有的球，最终连自己为何接球也忘了，甚至迷失于那颗真正必须接好的球面前。
听及此处，我不禁想起学校一单单没完没了的文书工作，领导一个个可有可无的会议，官方一项项不知所谓的课程，当真心有戚戚焉。成天奔波于写报告、填分数、开会议、上课程之间，生命是一天一天走过了，看上去也颇积极充实，但与教师的“专业”似乎渐行渐远。我们出席了无数培训课程，却在课堂上照本宣科；我们弄出了有条不紊的文件夹，却以作业练习敷衍学生；我们开了无数会议，却无暇备课与反思。于是，我们成了一流的秘书，九流的教师。
学校到底不是工厂，教师究竟不是厂工。一个教师是否专业、是否优秀，不在于他弄出了多少文件夹，出席了多少会议，上了多少课程，而在于他的课上得如何，对学生产生何等影响。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，师生的交流极大程度上发生于每一天的课堂之中。课堂的质量，决定了教育的素质，也标示着教师的专业。把课上好，应该是一位专业教师的基本条件。弄清了这点，尽管我们无力让众多“小球”停下，但至少能清醒地认出其中最重要的一颗，进而将它接好，让自己回归专业。
与纸上谈兵的会议、高耗低效的课程相比，公开课无疑是一个更理想的培训方式。所谓“公开课”，其实就只是打开教室的门，邀请同行进来观摩，课后互相交流，籍此提升彼此的教学能力，如此而已。
日本教育学者佐藤学先生建议，让学校的每位教师一年至少开一节公开课。打个比方，若学校的华文科有六位教师，每位教师一年开一节公开课，邀请科内的同道观摩评点，那每位教师每年就有了六次的研课机会。而这六次的研课机会，不仅能让教师围绕实际的教学问题进行研讨，提升彼此的教学能力，还能保持教师对课堂的热忱与追求，更能将教师群打造成相互切磋的学习共同体。
上公开课的教师，会比平时更用心备课；听公开课的教师，也能从同道的课堂中获得启发。两者相得益彰。而由于这样的公开课展示的是教师最切身最实际的问题，教师必然也更能投入其中，化被动为主动。再说，只要教师敞开心胸，以自身的专业成长为前提，接受并包容一切批评与建议，公开课在实行上也并不困难。
让教师回归专业，让教育回归专业。推广公开课的意义，大概就是如此吧。
有人说，儿童的其中一个特征就是问题多。“为什么天空会有云？为什么飞机会飞行？为什么月亮有时圆，有时又不圆？”卡通片《十万个为什么》的主题曲唱出了小家伙们心中的疑问。
有疑问，表示我们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，显示我们一直在用心观察生活，也意味着我们想知道得更多的上进心。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就说过，“一个好的问题往往比答案更重要，因为答案或许只是数学或实验技巧而已，而提出新的问题，新的困难点，需要有创意的想象力，这才是真正的进步。”毫不夸张地说，有了疑问，才有了进步与提升的可能。
然而，学校里许多“问题儿童”提出的问题，却让我忧心重重。
听写时，他们会问：“老师，需要画边线和写上日期吗？”；上国语课时，他们会问：“老师，生字的意思需要抄进生字簿吗？”；上数学课时，他们会问：“老师，这些练习需要写算草吗？”；下课时，他们会问：“老师，地上有垃圾，需要丢进垃圾桶吗？”；放学后，他们会问：“老师，椅子需要排回原位吗？”
乍看之下，同学们的提问似乎也没什么不妥，一些老师还会夸他们用心、细心、关心。最初我也没什么在意，以简单一句“需要”或“不需要”回应，他们也按我的回答行事。久而久之，我开始思考，这些问题到底有没有必要提出？同学们又为什么会提出这些问题？这些问题，真是他们因为好奇，因为想了解更多而提出的吗？
很明显，这些问题并没有闪耀着爱因斯坦所说的“有创意的想象力”。
我大胆推测，“问题儿童”们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，完全是因为懒惰思考。他们关注的是“要做什么？”而非“为什么这么做？”。说得难听一点，他们也许在不自觉中变成了一台机器，你只需要告诉他怎么做，他就怎么做。至于为什么这么做，这么做有何意义，他压根儿不感兴趣。
听写时需要画边线和写上日期，是为了让簿子显得更整齐美观；把生字的意思抄进簿子，是为了当下的学习并方便以后的复习；写下数学算草，是为了让自己和老师知道答案从何而来；至于捡垃圾和排桌椅，则都是为了照顾课室的整洁与卫生。
这些行为背后的原因，应该不难理解吧？清楚了原因，还需要再请示老师吗？
有疑问是好事，但那疑必须是百思不得其解的“真问题”，而不是因为懒惰思考而随意提出的“伪问题”。
因此，当你们问我问题，而我反问“你说呢？”时，请不要生气，也别不耐烦。我无意戏弄，只希望你把多一些思考留给自己，做一个爱思考、有智慧的人。
以学生为主体
“为了让儿童自由发展，我们放弃了所有管训、指导、约束和一切道德训练与宗教教育。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，即儿童的天性是善良而非邪恶的。他们天生是聪明和现实的，只要成年人不去约束他们，他们便会尽其可能去发展自己。”
——夏山学校创始人A.S尼尔
近年谈到教育改革，都绕不掉一个核心的教育观——“以学生为主体”。这样的教育观要求教师不只备“课”，更要备“学生”，任何教学的设计都得从学生的实际状况出发。换句话说，教育的质量，不在乎教师教了多少，而在于学生究竟学了多少。
然而，“以学生为主体”的理念该如何体现？大家也许有各自的诠释。
有者说，应投其所好，在教学中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；有者说，应让学生多发言、多参与活动；有者说，应激发学生思考，产生师生间的双向交流。这些说法都各有价值，然而它们都仅停留在课堂教学的层面。坦诚地说，这些细节上的转变给我的感觉更多的是教师在“讨好”学生，学生其实并未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。
走笔至此，我不禁想起两本有关教育的书：《窗边的小豆豆》和《夏山学校》。
日本作家黑柳彻子在她那本著名的《窗边的小豆豆》里，回顾了自己的校园生活，也为我们描述了一所别具特色的学校——巴学园。在巴学园，各个班级并没有统一的上课时间表，没人规定现在是什么节，待会儿又是什么节。只要你能完成当天的学习任务，你想从任何科目开始都行。
于是，当上课铃声响起，你会见到一些同学在做科学实验，一些在解数学题，一些则在阅读语文读本。然而不管是谁，都能从自己最喜欢的科目开始一天的学习。而老师呢，则游走于学生之间，静静地观察，适时地指点。巴学园的小林校长深信，如此安排除了能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精神，老师也能从学生的表现中，慢慢发现他们的兴趣与天赋。
来到英国的夏山学校，情况就更有趣了。夏山学校的创办人尼尔说过，“不应该让儿童来适应学校，而应该让学校去适应学生。”对于是否上课，夏山的学生拥有完全的自由。他们可以选择上课，也可以选择不上课，如果愿意，他们甚至可以完全不上课。在这里，上课时间表主要是让教师知道自己何时该进班教学，对学生来说只是个参考。这门课，你想上就去，不想上也可不去。
乍看之下，这似乎有点荒谬，有点不负责任。怎能让孩子不上课？长久下去，不会落得一事无成吗？若你读过《夏山学校》，相信会深深折服于尼尔校长的教育智慧。尼尔认为，学习是主动的，若一个人无心向学，即使身处教室，学习效率也不会高。许多时候，他们还会试图以干扰教学为乐，影响他人学习。与其如此，不如让无心向学的他们到教室外尽情玩乐，尽情发泄。再说，夏山学校有辽阔的草场、设备齐全的木工房与图书丰富的阅览室等，不想上课的你无论到何处，都有学习的机会与空间。
而当你终于玩得厌倦，开始想尝试去上一堂数学课，去听一堂文学课时，课室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无人威吓，无人强迫，此时踏入课室的你，将是主动而兴致勃勃的。不妨想象一下，整间教室都是主动进来学习的人，那时还会有所谓的“纪律问题”吗？教师还需要进行所谓的“课堂控制”吗？
创办于1921年的夏山学校，以独树一帜的办学理念打开了世人的想象框架，以数十年的历史证明了此一教育理念的合理与进步。这一边厢，无数的“问题学生”走进了夏山；那一边厢，无数的杰出人才从夏山走出。尼尔校长“让学校适应儿童”的理念是否符合实际？一批批热情、创新、乐观、积极的夏山毕业生给出了他们的答案。
自由教育，要求的是对儿童天性的绝对信任，对儿童成长的无比耐心，对儿童教育的透彻理解。马来西亚没有巴学园，也没有夏山学校，但每位教育工作者都能从这两本书中得到相当的收益。它能让我们重新看待儿童，重新思考教育，重新检讨自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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