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unday, October 28, 2012

走一条艰辛而深刻的路




  儿歌、童谣、童诗、古诗,一天诵读一篇,是我们班每日的早课。坚守着日积月累的精神,信仰着水滴石穿的力量,“日有所诵”就这样走过了三十八周,风雨不改,细水长流。所谓:“温故而知新”,每至长假前,我们会暂时停下脚步,不再诵读新的篇章,而选择复习先前诵读过的作品。

  转眼已近十一月,距年终假期仅剩三周,又到了“温故知新”的时候。屈指一算,八月开学至今,不觉已诵读了40首名篇。我于是组织起“日有所诵大挑战”,定下30首的门槛,只要学生能在一周内背诵至少30首诗歌,将获得奖赏。消息发下,学生摩拳擦掌,跃跃欲试。诵读的时段成了大家的自习时间,我则端坐教师桌前,逐一考核一众小秀才。

  虽说我班只有区区十二位学生,但秉性各异,大家应对“日有所诵大挑战”的举止与态度都大不相同。一些学生压根儿没把30首的门槛放在眼里,自顾自背诵,誓要背尽40首才甘心;一些学生则双目紧盯30首的门槛,未达门槛前努力不懈,一过门槛即高呼“收工”,合起本子,一旁快活去了;一些学生最初兴致勃勃,奈何背了十多首后却意兴阑珊,再提不起劲儿;更有一些学生打一开始就视30首的门槛为不可能,一点想尝试的念头都没有。

  我想我能明白学生一系列举动与态度背后的想法。一些对自己有着较高要求,务必做到尽善尽美;一些只求达到最低标准,能够过关即可;一些缺乏热情与兴趣,怎样都无所谓。中国小学语文教师薛瑞萍说过,“其实一部分人不参加,那才自然,才合乎道啊。——不参加就不参加,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所有人都必须参加的。”学生有权选择面对挑战的态度,我也尊重他们各自的选择。然而,我更欣赏对自我抱有较高要求的一群。

  只要背诵30首诗歌,就能得到奖励,为何还要那么笨,去背诵全部40首呢?那些背完40首诗歌的学生,也许还要受到他人嘲笑的眼光,成为他人眼中的傻瓜。他们难道不知道额外背诵的那十首不会带来任何奖励吗?很明显,他们是知道的,但他们不在乎,一点也不在乎。他们之所以选择背完全部40首诗歌,是想向自己下战书,挑战自己的实力与潜能。达到目标,他们收获的不是额外的奖励,而是再多的奖励也无法比拟的满足感。

  我一直都相信,路是人走出来的,而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。人生的道路上,我们需要做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抉择,开创自己的人生。我们可以抱着“凡事能过关就好”的态度,选择一条平坦而顺畅的路,平平凡凡,没什么波折,没什么困难,当然,一路的风景也不会有什么特别,走着走着,不知不觉就到尽头。我们也可以抱着“凡事做到最好”的态度,选择一条艰辛而极具挑战的路,百折千回,尽是波澜与风浪,当然,这一路的风景必定奇异而璀璨,何时到终点不重要,精彩的过程已经值得。

  身为老师,我尊重学生的选择,但我真心希望我的学生能把眼光放高放远,追求更有价值的生命,活出精彩而深刻的人生。然而我毕竟不是他们,我只能一再地“希望”,只能不断地鼓励、打气,期盼将自己的热情传送出去,感染他们。用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话来说,就是“给予完全的耐心,付出全部的努力——然后是等待,等待思维的苏醒。”

Friday, October 26, 2012

爱,有时也可以是暴力






爱,有时也可以是暴力


    我们经常用不同的暴力形式待人,打骂是最容易发现的暴力,对人的嘲讽是暴力、对人的冷漠是暴力,有时候……母亲对孩子的爱也是暴力。

——台湾作家蒋勋


  常听人说,教师是天底下最光辉的职业。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,塑造美好灵魂;教师是蜡烛,燃烧自己照亮别人。更有常言道:“一日为师,终身为父”。

  种种伟大得有点夸张的称颂告诉我们,教师对一个孩子确实影响深远。但“影响深远”是个中性词,良师可导孩子走向康庄大道,劣师亦可带孩子步向毁灭。有人戏言,地狱其实有十九层,而第十九层是专为教师而设的。为此,我常战战兢兢,自己究竟是在悟人子弟?还是误人子弟?

  “这么做,都是因为爱你,都是为了你好”,类似的话常从师长口中迸出,几乎成了为人师者的口头禅。不做功课我打你,是为你好;考试周不许运动,是为你好;搞好语文数理,否则别想画画游戏,也是为你好。我不否认,许多师长真认为自己是一心为孩子。然而,只要出发点是好的,任何行动就是合理的?只要打着“爱”的旗号,一切施加在孩子身上的行为就是正确的?

  巴西作家保罗•科尔贺自十岁开始,就一心渴望成为作家。他的父母认为这等于浪费生命,他的正途应该是成为律师。他们将他送进精神病院,希望可以除去他脑中这些有害的想法。对此,科尔贺说:“父母想要帮助我,他们有他们的梦想。我想要做这个、做那个,但父母却帮我做了其他的生涯规划。”

  因为父母的“爱”,我们今天差点读不到科尔贺那部风靡全球、被翻译成六十多种语文的《牧羊少年奇幻之旅》;因为父母的“爱”,巴西差点失去史上最受欢迎的葡萄牙文作家;因为父母的“爱”,一个天才作家差点无法实现自己的天命,也许就此平庸过一生。你也许会说,科尔贺的父母太极端,但放眼我们的教育现场,不也充斥着类似的父母与师长?他们的行为也许不那么偏激,但本质与科尔贺的父母并无二致。

  爱因斯坦曾说,“每个人都是天才。但如果你用‘爬树能力’来断定一条鱼有多少才干,它整个人生都会相信自己是愚蠢不堪。”我们仅凭一把“统一考试”的尺,却妄想去测量全国形形色色孩子的能力。不仅如此,我们还以统一考试为目标,把有考的科目列为“主科”,将不考的科目打成“副科”,然后高唱“副科皆下品,唯有主科高”。考试面前,孩子的兴趣可以不管,孩子的个性可以不理,孩子的情绪可以不顾。只要能考出佳绩,我们可以无所不用其极,然后一脸悲壮:“这是爱!这都是为他好!”

  中国语文教育专家朱自强教授说,“自由的教育要求大人对孩子要有‘大’爱,也就是真正的爱,无私的爱。为什么要强调‘大爱’、‘真正的爱’、‘无私的爱’?因为无数成人对孩子的爱是‘小爱’,是‘虚假的爱’、‘自私的爱’。这些成人通过‘爱’孩子来爱他们自己。比如,用‘恨铁不成钢’来爱孩子,这未必是出于‘爱’;主张‘棍棒之下出孝子’而爱孩子,这就不是出于‘爱’。因为‘望子成龙’而爱孩子,父母爱的是虚荣心;因为‘母凭子贵’这一梦想而爱孩子,父母爱的是自己。”

  亲爱的师长,当我们口口声声“爱”孩子之际,是否能够静下心来好好检视,这份爱究竟是“大爱”还是“小爱”?是“无私的爱”还是“自私的爱”?我们爱的是孩子,还是自己?




此文刊登于:《联合日报》26.10.2012

Friday, October 19, 2012

一件浪漫的小事




  《世说新语》里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:一次晚上大雪,王子猷从睡梦中醒来,突然想到了朋友戴安道,即刻连夜乘小船前往拜访。然而,经过了一夜,终于抵达戴安道的家,王子猷却又返回了。有人问他为何如此,王子猷很潇洒:“我趁着兴致前往,如今兴致已尽,就回来了,为什么一定要见到戴安道呢?”王子猷真是个浪漫之人。是否会有那么一天,循规蹈矩如我也会如此“浪漫”一回呢? 

  每周的星期五是出版校园周刊《我手写我心》的大日子。因此,我的星期四常在繁忙的编辑、排版与写作中度过。兴许是惰性使然,刊物的印刷常要拖到最后一分钟方能完成。无风无浪地出版了十七期,“最后一分钟”的办事模式终于擦枪走火。 

  那是周四傍晚,捧着新鲜出炉的第十八期《我手写我心》原稿,我在开往复印店的路上,一路吹着口哨。今天的复印店特别忙碌,一位员工请假,顾客又比平日多了几位,老板娘接过刊物,让我留下电话号码,待大功告成后再联系。我欣然答应,心想:刊物一直以来都在这里印刷,应该不会有问题。想起今晚还得指导学生的相声表演,我留下号码,匆匆去了。 

  “好,今天就练到这里。我们明天再继续。”送走学生,我不经意望向办公室墙上的钟,九点!猛地惊觉,复印的刊物还没拿!于是,便又急急忙忙往复印店飞驰而去。不出所料,店面那扇冷冰冰的铁闸已然拉下,将印好的刊物与我隔在两个世界。看来,老板娘是忘了拨电给我了。怎么办?定期出版的周刊,就因如此可恨的原因而导致延产?我不甘心!可不甘心又有何用?想到明日还要到二十公里外的文律去开会,莫非真要延产?嗯,除非……除非…… 

  隔天清早,我开着车子,来到半小时车程外的文律,心中盘旋着一个对我而言有点浪漫的念头。听着车内的音乐,我暗暗下了决心。会议分早午两个时段,中午十二点小休,两点半继续。“铃——”午休的铃声响起,我速速提了书包,一个箭步冲上车子,开始了我的浪漫征途。 

  由于是高峰时段,路上的车子特别多,竟用了近半小时才赶到复印店。没来得及向老板娘讲述昨晚的事,我匆匆取了刊物便又再发动车子引擎了。终于,终于,到了。将车子停在校门口,我拎起那包该于今日出版的刊物,冲进学校。只见同学们个个背着书包从课室走出,正要离开学校。呼,总算赶上了。 

  我在他们回家的必经之站——食堂驻守,露出招牌笑容,晃着手上热烘烘的刊物。看着同学们兴高采烈涌来,脸上挂着的是一种既兴奋又惊喜的笑,我内心窃喜。三十份《我手写我心》很快宣告售罄,我带着满满的成就感,再次跨上战车。是时候折回文律了。 

  一路上,车子开得很慢很慢,车上的音乐很轻很轻。烈日当空,一辆国产英雄车中,司机在痴痴傻笑。

Saturday, October 13, 2012

教师的圣经




教师的圣经


    各学区只好求助于单调的共同读本,并要求所有教师一律用相同的进度和教材来教学。他们规定老师照本宣科,还安排了机器人般的自动装置来搭配指令,让所有老师照表操课。当然,很多不会教的老师因为这种组织化的控管而受惠,然而用心教学且满怀热忱的老师却备感约束。这等于所有的老师因为部分教师的无能而受罚,但蒙受最大损失的却是无辜的孩子。

——美国教师雷夫•艾斯奎(Rafe Esquith)


  在师范学院求学与实习时,在职老师总会告诉我们:“学院学的那套和学校用的这套完全不同。”他们说,理想归理想,现实是现实,学院学的是理论,学校讲的是经验。我当时很疑惑,学院的学习不是为踏入学校而准备吗?理论,不是让将来的实践更专业踏实吗?如今我亲入校园,终于明白了。

  一周十堂的华文课,怎么规划?周一上《课本》,周二做《配版作业》,周三做《汉语拼音》,周四做《写好作文》,周五做《单元评审》。学校补习呢?嗯,就做《UPSR模拟试卷》吧!如此规划,既方便操作,又无须每日绞尽脑汁,还能具体感觉到自己在付出、学生在努力。

  看着一叠叠渐渐写满的作业,我们心里很踏实,并以此确认自己是个敬业的老师。我们似乎深信着,学生的语文素养和语文能力会随着一叠叠作业的完成而水涨船高。只要完成了这些作业,老师的责任就算尽了,学生的学习就算成了。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最多作业的,就是好老师;能够认认真真将作业完成的,就是好学生。

  于是,作业越买越多,课堂越上越僵,教师越教越冷,学生越学越呆。一位资深老师的话堪称经典,“作题,讨论,作题,讨论,六年级的课不这样还能怎样?”说者理所当然,听者也未觉不妥。作业,成了教师的圣经,成了教学规划的主要参考与依据。

  不妨看一下这些“圣经”的来头。作业由出版社编撰。那么,出版社找什么人来编?也许,他找的是资深教育工作者;也许,他找的是路人甲乙丙丁。依什么原则与理念来编?当作业的出版商业化,根本谈不上原则与理念,市场才是王道!而所谓“市场”,就是比看谁的作业更应试,谁的行销策略更凌厉,谁的交际手腕更强悍。在这样的一片红海中,谈“专业”、谈“教育”、谈“理念”,是会叫人笑掉大牙的。仅是商品的作业,竟成了专业教师手上的圣经,实在荒谬得叫人痛心。

  当你搬出理论说教育不该如此,上头会问:“作业没完成,怎么向家长交代?”你说,那就不要买这许多作业啊。上头会苦口婆心:“不做多一些作业,学生怎么应付考试?”再谈下去,你也许还会被套上“懒惰”、“不尽责”和“不愿批改作业”等罪名。心灵没打开,倾听与对话注定是天方夜谭。

  也好,反正以作业为本,我们并不吃亏。无须为教学伤脑筋,只须当个作业机器按表操课,每月薪资照领,无谓与上头冲突。捧着“圣经”,催眠自己:理想归理想,现实是现实,我是一个好老师,这么做都是为了学生。

  问题,解决。




此文刊登于:《联合日报》12.10.2012

Thursday, October 4, 2012

一颗面包的温度




  与面包的缘分很深。自小学一年级起,面包就成了我每天下课不可或缺的食物,一直持续到中学毕业。上了大学,出了社会,依然离不开各式各样美味可口的面包。咖椰、牛油、豆沙、乌达、乳酪、鸡丝、沙丁鱼……风味各异的面包都曾进入口腔,为味蕾所熟识。然而,唯一留在我心上的,却是一个装在袋中,未曾露面的墨西哥面包。

  晚上,学校将举办中秋晚会。为增添中秋气氛,我开着车子,往“宜康省”购物中心进发,任务是带回四十盏传统灯笼。见班上的小桐无所事事,于是一并带上,吃风去了。

  由于是第二次来“宜康省”,对各种物品的所在算是比较熟悉。不过几分钟,蜡烛、灯笼、饭盒即搜罗完毕。我与小桐捧着“战利品”,来到柜台处排队等候。

  正在结账的是一对年轻马来夫妻,对面站着笑容可掬的柜台小姐,看上去二十出头。结帐的当儿,柜台小姐操一口半咸不淡的马来语,与两夫妻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,言谈甚欢。曾听人说,“笑容是会传染的。”三人的谈笑风生还真感染了我和身边的小瓜。我们愉快地排着队,享受着眼前的一片春风。

  “小妹,你吃饱了没?”马来青年随口问道。

  “还没啦。我们哪像你们,忙到手忙脚乱,哪里还顾得上吃?”柜台小姐半开玩笑地回答。

  只见一旁的马来姐姐笑了笑,向丈夫打了个眼色,缓缓朝柜台不远处的面包档口走去。马来青年会意一笑,仍旧与柜台小姐天南地北。扫描器的“嘀!嘀!”声,收银机在帐单上来回打印的“滋!滋!”声,似乎掩盖了马来姐姐离去的脚步。

  “一共是54令吉30仙。”柜台姐姐依旧笑脸迎人,将售出的物品一样样放入塑料袋。马来青年从钱包掏出相应数额的钱,递了上去。我唤了小桐一声,将蜡烛、灯笼、饭盒逐一摆上柜台,蓄势待发。

  此时,马来姐姐回来了,手上多了个褐色小纸袋,上面有几许被油渍渗透的痕迹。可想而知,里头必是散发浓郁香味的墨西哥面包。她将纸袋交给丈夫,拎起柜台前打包好的塑料袋,向柜台小姐眨了眨眼,径自去了。

  “喏,姐姐说请你吃的。再见。”马来青年将小纸袋放在柜台上,点了点头,尾随妻子去了。柜台小姐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,楞了几秒,待得两个温暖的身影离去几尺远,才回过神来。只见她探出头去,朝两人离去的方向喊了声:“Terima kasih!”这才将小纸袋细心折好,放入收银机下的抽屉。

  结了账,我带着小桐,被一股莫名的力量牵往不远处的面包档口。买了两个墨西哥面包,我们找了张凳子坐下。咬着香浓的墨西哥面包,我的心思飘到了那个温暖的柜台。那个褐色小纸袋被掏出了吗?里头的墨西哥面包是否余温犹存?尝着这样一颗面包,柜台小姐口中是怎样一种滋味,心中又是怎样一种心情?远去的马来夫妻,此刻又会否牵挂起这颗随意送出的面包?

  我嚼着手上的这一颗,心里念着抽屉里的那一颗。一个平凡的下午,一对年轻的马来夫妻,一个不经意的举动,让一个陌生男子感动了一整天,让他生平第一次将面包吃进了心里。


Tuesday, October 2, 2012

无可奈何?







无可奈何?


    都说教师不自由,可我觉得,自由从来不是自上而下赐予的,自由从来是凭信念和意志自下而上争取到的,自由的程度从来都取决于我们坚守正道、向善向美的信念和信心!我们是教师,长年累月,我们教育孩子要有理想、有追求,要树雄心、立大志,认准目标不屈不挠!要学司马迁、要学霍金、要学海伦•凯勒,要向阿炳那样在黑暗和困苦中追求光明和幸福!如果我们说的一切,竟然自己一句都不相信,一点儿都不能做到,我们怎能当起教师的名号?

——中国小学语文教师薛瑞萍


  上一篇文章《太阳·地球·月亮》谈教育现场的应试惨况,一位朋友打印了贴在学校布告栏,与其他老师分享。据说,老师们读罢都有共鸣,然而末了总会留下一句“无可奈何”与一声叹息,垂头丧气而去。日子,还是一样。

  身处教学第一线,我想我能体会师长们无奈与叹息背后的潜台词。   

  没有好成绩,教师当不上名师;没有好成绩,校长称不上好领导;没有好成绩,学校成不了名校。没有好成绩,教师要进校长室喝咖啡,校长要到教育局喝咖啡,教育局官员要去教育部喝咖啡。   

  浓得发酸、苦得叫人皱眉的咖啡,大家自然避之唯恐不及。再说,若能出成绩,荣华富贵享用不尽,又怎不叫人趋之若鹜?于是,大家按着良心,自我催眠,大叹“无可奈何”后,理直气壮,继续卖力地填鸭,疯狂地作题,拼命地灌,狠狠地压,死命地背!“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”、“不经一番寒彻骨,焉得梅花扑鼻香”,古人的圣言此时竟成了催眠语。  
   
  还记得一次在六年级课室,我翻着罗尔德·达尔的《女巫》。正读得津津有味,一位学生趋前来看,问:“老师,这么多字,你看了不烦啊?”我很讶异:“怎么会呢?这是故事书啊!”他一脸不屑:“还不是一样。我们每天背听写,看字都已经看够了,还要看这么多字的书,不烦才怪!”说完,头也不回地走了。   

  听了这一番话,我愣住了,脑海浮现这位小男生看书看得入迷的神态。去年,我每介绍一本书,他都会满怀热情地向我借,然后在换节时间投入书中世界。不过一年时间,这位曾经爱好阅读的小男生,竟对书本退避三舍。起初,我以为是应试压力所致,待UPSR考试后,他就会重新投入书本的怀抱。然而,事实并非如此。   

  会考结束后,我无数次向他推荐精彩好书,有几次总算打动了他。他带着书本回去,几天后将书归还。  

   “怎么样?喜欢吗?”我问。
 

  “老师,我没看完,每次才读了几页,就不知不觉睡着了。”他的语气中透出几许歉意与无奈。
 

  “没关系,再试试另一本吧。”  

  我没有放弃,又陆续向他推荐了好几本有趣的书。奈何,看了几页就睡着的情况没有间断,他寻不回阅读的热忱,无法像从前一般,轻而易举就进入书本的世界。看着他在应试教育下的变化,我不禁出了一身冷汗,心中颇有“帮凶”的愧疚与不安。   

  教育的主体,究竟是学生还是考试?教育者服务与负责的对象,究竟是学生还是考试?教育的目的,是培育出一个个健康独立的人,还是追求一张张耀眼夺目的成绩单?  

  教师不是天底下最辉煌的职业吗?教师不是担负着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的专业责任吗?教师不是云谲波诡中的那盏明灯、波涛汹涌中的那根砥柱吗?一句 “无可奈何”,我们就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?一句“无可奈何”,我们就能置身世外,免坠第十九层地狱?   

  扪心自问,我们真是如此“无可奈何”吗?




此文刊登于:《联合日报》2.10.2012